完善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若干法律建议,保

作者: 农业新闻  发布:2019-08-21

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是今年“两会”讨论的一个热点,但在一些地方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一方面迫切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却忽视农民实实在在的权益,这和“叶公好龙”没有什么两样。一、农民进城务工有哪些积极作用农民进城务工至少有如下八方面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一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因素稳定和强化这种“城乡分治”的结构,也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是撕开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缺口”,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二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进城务工有利于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是推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也为繁荣市场、搞活经济、扩大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整体上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三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我国城市化水平目前只有30%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世界5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吸纳农村人口是城市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各种功能的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劳动力的补充和更新。农民进城务工显然是非常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四是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制取代了农村的大、小集体经济,使得农村潜伏的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凸现出来,目前已有1.3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在县城以上城市务工的农民大约有7800多万人。五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农民进城务工兴起的民工经济是“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进城务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途径。统计资料显示,有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省安徽,2001年700多万民工的务工总收入近300亿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在宁夏、贵州和甘肃三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30%。“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双向流动”的特点,既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批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六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环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不在城市,而主要在农村。农村八九亿人口守着现有的一点土地资源是很难富裕的。大多数的农民富裕不起来,城市的发展会困难重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没有希望。农民要富裕,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务工经商或其他途径走出农村、脱离土地。只有把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统筹兼顾、把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共同富裕全盘考虑、把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机结合,才能创造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形成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建立相对统一的市场体系。七是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潜在因素。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制造业大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是我国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优势的深厚源泉在于农村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应当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加快开发、提高农村过剩劳动力素质、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八是实现现代化长远目标的有利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业的转换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必然要发生;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一体化,迟早要实现。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消除阻隔,才能共同繁荣。二、进城务工农民缺失了哪些权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却是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职业上看,由于体制、政策和自身条件等多方面限制,农民进城后大多集中在城市传统经济部门,集中在劳动强度大和密集型的企业,集中在险、脏、累的行业和工种上。从社会关系看,他们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往往聚居在城郊结合的区域,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外来人口聚集地。农民工与市民工作和生活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离开了农村,但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了所谓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城市“边缘人”。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客观上也给城市就业造成压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由于政府最低工资和社会舆论的限制和约束,用工单位不能过分压低工资,往往通过侵害农民工其它权益、加班加点、“炒鱿鱼”等形式变相压低劳动力价格。民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甚至赖掉的现象时有发生,环境恶劣、超时超强度劳动随处可见,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普遍缺失。从对农民工管理和保护方面来看,虽然我国已有不少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是,一些城市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政策性和观念性歧视,在对农民工的管理中存在所谓的“接纳贡献”与“限制参与”的双重管理取向。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比较普遍。一些地方政府还推行“腾笼换鸟”的用工政策,把民工撵走,腾出位置安排城里人就业。此外,对民工的歧视意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把民工视为“下等人”的偏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作是“盲流”。一到清理卫生和整顿秩序的节骨眼上,民工聚居区总是重点清理对象。面对民工的收费五花八门,除了收暂住证、城市增容、卫生管理等七、八项费用,其他名目的收费和罚款花样翻新,随时随处出现。有的地方遣返民工,动用大量警力,不分青红皂白,塞上火车拉出本辖区了事,更不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做人的基本尊严。从农民工自身来看,素质还有待提高。尽管农民工大都是年青力壮,但文化程度都很低,以现有流动人口总规模超过3000万人的广东省为例,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月收入仅有800元左右。另外,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也很低。他们一般很少加入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据调查,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同样,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较低,一些以农民工为用工主体的企业根本就不建立工会组织。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不能通过组织和集体的力量抵御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三、保护民工权益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一是要维护民工的人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利。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这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前提条件。权利的基础是财产权利。农民为国家奠定工业化基础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为改革开放承担了大量的成本,但是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却很有限。因此,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应当把农民也纳入考虑范围。农民工接受一点社会保障,得到一点股权和利润补偿,享受一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是理所当然的。进城务工农民民主政治方面的权益,更是“被遗忘的角落”。这方面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城乡“两不管”,现在看来,进城务工农民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应当纳入城市民主政治建设的体系中,并结合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二是各级政府和公职部门应当率先垂范。政府部门应当首先转变观念,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应当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进城民工与本地居民要一视同仁,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在市场准入、尤其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更为平等的机会;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应当给以与主流社会同样的权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农民工的本地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愿意向城市移民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社会固定成员。三是要尽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钢性户籍管理制度,不仅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和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最大的一块“残留物”,需要彻底改革了,应按照小、中、大城市的顺序逐步放开户口限制,抓住城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契机,迅速建立起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给所有公民以迁徙流动的自由。这样才能消除城市人口和进城农民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别。四是要健全法律体系、加大劳动力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现行的有些劳动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劳动法》有些内容属于原则性的规定,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需要尽快制定诸如有关民工工资支付的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制定针对不同行业的规范全面的用工合同,等等,作为处理劳务纠纷,保护民工利益的依据。同时,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秩序治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克扣、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等行为,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使整个农村用工市场走上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五是要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服务。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排忧解难,要建立住宿、工作、入学等配套服务机构,帮助农民工拓展经营领域,介绍职业,尽力解决他们在居住、生活、子女入托、上学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同时要加强职介机构建设,搞好信息中介组织建设,加强信息服务,引导民工潮有序流动。最后是要提升农民工素质,提高组织化程度。一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劳务输出前的培训和教育,从业务能力、敬业精神、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搞好培训和教育。二要利用现有农村和城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网络,开展好经常性的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三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发挥农民工非正式组织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应当加大在用人单位里建立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吸纳为组织成员。摘自:2003.917-19《中国乡镇企业》(京)站内检索关键词频道全部频道部令公告信息发布政策法规供求热线分析预测国内动态劳力转移行政通知信息联播科技推广价格行情经济评述国际动态外经外贸相关链接■代表、委员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代表、委员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代表、委员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

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人居住在农村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农民和市民的根本差别尚未消除、农业还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这不仅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影响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民进城务工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方面大谈特谈“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连农民进城务工都不能容忍;不能“盲人摸象”,就事论事,不着要领;也不能“隔靴搔痒”,雷声大,雨点小,干事无益要切切实实从新的高度重视和解决这一问题。归根到底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本。一、农民进城务工有利于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城市发展长期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的思路,等等,这些因素稳定和强化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也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不仅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推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无法形成;而且城市化进程也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目前只有30%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世界5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强烈冲击着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尽管户籍制度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迟缓。但是人民公社早已解体,农产品流通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家庭承包制取代了农村的大、小集体经济,使得农村潜伏的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凸现出来,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大潮如同改革开放的大势一样,汹涌而起,势不可挡。上世纪90年代以来,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遍及全国。专家预测,未来5~10年我国进城务工农民数量将以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民工潮涌动不止,虽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正面作用始终是它的主导方面,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伴随农民进城务工兴起和壮大的民工经济,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人们把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1.3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目前中国在县城以上城市就业的民工大约有7800多万人。进城务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来源,统计资料显示,有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省安徽,2001年农村劳动力输出人数为700多万人,务工总收入近300亿元,务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在宁夏、贵州和甘肃3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30%,其中贵州省已有22个县的劳务收入超过本县当年的财政收入。“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外出务工具有的“劳动力和资金双向流动”的特点,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批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为转移中国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人口的重要途径,对城市化的进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纵观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城市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吸纳农村人口也是城市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各种功能的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劳动力的补充和更新。再者,中国农村八九亿的人口守着现有的二点农地资源是很难富裕的。大多数的农民富裕不起来,城市的发展会困难重重,国家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乃至实现基本现代化,就根本没有希望。所以,只有把当前的城镇化问题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面临的矛盾和困难结合起来,把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乡村的发展统筹考虑;才能使农村和小城市、大城市有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形成城乡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相对均衡统一的就业市场。从经济全球的视野来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外已经普遍认为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央也把我国定位成“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从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无疑是我国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优势的深厚源泉在于农村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这一源泉使我们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条件下,可以长期维持劳动力的较低价格。这也是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然而,目前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还需要不断提高素质、加快开发、需要走出封闭状态迅速适应市场经济的选择,需要融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提升,应当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提升劳动力素质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业的转换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必然要发生;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一体化,迟早要实现。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消除阻隔,才能共同繁荣。二、数量庞大的进城民工目前还是处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目前状况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客观上也给城市就业造成压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劳动力供求矛盾尤为突出,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由于政府最低工资和社会舆论的限制和约束,用工单位不能过分压低工资,往往通过侵害农民工其它权益、加班加点、“炒鱿鱼”等形式变相压低劳动力价格。民工供给相对过剩和易替代性使他们与雇主的谈判筹码大大降低。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能找到一个饭碗就已经不错,合法权益受到一些侵害,往往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农民工虽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但又是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职业上看,由于体制、政策和自身条件等多方面限制,农民进城后大多集中在城市传统经济部门,集中在劳动强度大和密集型的企业,集中在所谓“3D”(险、脏、难)行业和工种上。从社会关系看,他们很少与当地人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聚居在城郊结合的区域,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外来人口聚集地。农民工与市民工作和生活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离开了农村,但仍与农村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民所谓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城市“边缘人”。农民工的边缘地位不仅增加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困难,而且管理的缺位又伴随着保护的缺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他们工资被拖欠、克扣甚至赖掉的现象时有发生,环境恶劣、超时、超强度劳动随处可见,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普遍缺失。农民工的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不得不忍受普遍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不说,最让他们忧虑的是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从对农民工管理和保护方面来看,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一些城市政府和管理部门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过程中,却存在着政策性和观念性歧视的倾向。一些城市在对农民工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接纳贡献”与“限制参与”的双重管理取向。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比较普遍。如劳动部前些年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所作的严格限制。如各地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推行的“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用行业和工种分类的办法对外地劳动力所作的限制。此外,各地普遍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农民工也没有明确身份归属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式组织依托。对民工的歧视意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把民工视为“下等人”的偏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作是“盲流”。一到清理卫生和整顿秩序的节骨眼上.民工聚居区总是重点清理对象。一些地方政府还推行“腾笼换鸟”的用工政策,把民工撵走,腾出位置安排城里人就业。面对民工的收费五花八门,除了收暂住证、城市增容、卫生管理等七、八项费用,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收费、罚款或收容。从农民工自身来看,素质有待提高。尽管农民工大都是年青力壮,但文化程度都很低,以现有流动人口总规模超过3000万人的广东省为例,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月收人仅有800元左右。就拿法律知识来说,可以说是十分缺乏。有人对753名农民工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与其劳动权益十分密切的《劳动法》,只有10.2%的人表示“比较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34.5%的人却“不知道是咋回事”或者“听都没有听说过”。对与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了解程度更低。法律知识的缺乏显然是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和难以自我保护的重要原因。另外,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也很低。他们一般很少加人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据调查,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很少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集体企业职工也很少,新产生的产业工人阶层基本上由民工构成,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1000个工人的随机调查中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同样,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已任的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较低,一些以农民工为用工主体企业根本就不建立工会组织。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总之,一个铁的事实是,农民工已经进城,谁也没有理由和能力阻止这种趋势,你不理解、不愿意、出乎意料,这都于事无补。我们要正视和研究的问题是,他们进城后,平等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正当的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农民工自身,也关系到我们改革发展的大局,必须高度重视。三、保护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治本和治标措施1.人权、财产权、政治权利是前提和基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就已经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农民无论作为普遍公民,还是作为财富的创造者,他们都理应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城市和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不仅不利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也会加深农民工与城市和市民之间的“鸿沟”,从而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给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保障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前提条件。这不能仅仅诉诸于道义,需要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权利的基础是财产权利。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农民为国家奠定工业化基础,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为改革开放承担了大量的成本。但是,农民却被排斥了对国有财产的实际占有和支配权利,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这种在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我建议,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应当把农民也纳入考虑范围。进城务工农民接受一点社会保障,得到一点股权和利润补偿,享受一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步较晚,农村与城市相比民主化的程度更低。农民基本上是民主政治的被动接受者。由于信息传递不畅和失真,农民的意愿也很难及时反映到上层决策机构中。农民也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工人有工会,学生有学联,企业有工商联,唯独农民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也弱化了。进城务工农民民主政治方面的权益,更是“被遗忘的角落”。这方面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两不管”,我的看法是,进城务工农民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应当纳入城市民主政治建设的体系中,并结合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2.政府、公职部门和公务人员首先要转变观念,负起责任进城务工农民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的权利保护,各级政府和公职部门应当首先转变观念,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应当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对进城务工农民与本地居民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在市场准入,尤其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更为平等的机会;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应当给以与主流社会同样的权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农民工的本地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愿意向城市移民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城市社会固定成员。政府的政策制定应以效率为标准,消除城市中心主义,消除人为藩篱,坚持城乡统筹的就业发展方向。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开展经济活动,无疑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和就业压力,但是,只要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经济得到发展,一块更大的“蛋糕”将让城市居民和外来民工双双受惠。3.现行的户籍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刚性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法律规定的很多权利,从政治权利,到财产权、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与户籍制度挂上了钩。户籍管理制度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是,挡在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这条界线、这个鸿沟、这堵高墙,依然威力巨大。户籍制度不仅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和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最大的一块“残留物”,需要彻底改革了,应按照小、中、大城市的顺序逐步放开户口限制,抓住城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契机,迅速建立起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给所有公民以迁徙流动的自由。这样才能消除城市人和进城农民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别。4.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现行的有些劳动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劳动法》有些内容属于原则性的规定,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需要尽快制定诸如有关民工工资支付的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制定针对不同行业的规范全面的用工合同,等等,作为处理劳务纠纷,保护民工利益的依据。同时,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秩序治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克扣、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等行为,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从工资兑现、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方面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杜绝管理者对农民工滥施权利,杜绝对农民工无辜罚款、随意遣返等事件和情况的发生。要规范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和收费制度,切实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环境。也要加强对农村务工经济人和包工头的管理,使整个农村用工市场走上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还要探索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政策倾斜性的法律援助等,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5.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服务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排忧解难,要建立住宿、工作、入学等配套服务机构,帮助农民工拓展经营领域、介绍职业、尽力解决他们在居住、生活、子女入托、上学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为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使他们对城市产生归属感。针对目前职业介绍机构少,信息不畅,不能满足农民务工需求的现状,要加强职介机构建设,搞好信息中介组织建设,加强信息服务,引导民工潮有序流动。一是要开辟新的职介渠道。二是要加强对外联络。三是要建立劳动力资源库,以便针对不同层次的用工需求,有目的地选择输出。四是要利用电子网络优势,把职介机构向农村延伸,方便农民务工信息需求。五是要积极发展跨国劳务输出。同时,要在信息可靠,保障措施得力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女工输出,满足家政服务、鞋帽服装加工等一些特殊行业对女工的用工需求。6.加强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组织化程度一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劳务输出前的培训和教育,从业务能力、敬业精神、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搞好培训和教育。二要利用现有的农村和城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网络,开展好经常性的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三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正视并引导农民工非正式组织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成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应当在用人单位加大,特别是私营、“三资”企业里建立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吸纳为组织成员,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摘自:2003.9.25(23-26)《特区经济》(深圳)

[摘 要]农民工群体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是经济与社会双重因素造成的,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该群体的权益,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故现阶段对如何进一步保护农民工群体权益拟提出法律建议: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倾斜保护政策;加强农民工群体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建立沟通渠道,使他们的利益要求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将其权利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探求切实可行的保护途径与方法。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大量的农民脱离了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人们习惯地把这批人称作“农民工”或“民工”。起初,此称呼作为一种对尚未完全定型的劳动力现象的直接描述并无多大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特殊时期城市化的特殊路径。但是,随着这些人的工作逐渐定型,随着这些人逐渐成为中国非农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如果我们再稍微仔细地想一下,就会发现,“农民工”或“民工”不是一个准确的称谓,其中含有明显的歧视成分。 “农民工”或“民工”称呼的原意是:其一,其劳动具有季节性、兼业性的特征,即:一人横跨农业和非农业两大领域,农忙时节回乡干农活,农闲时节到城里打工;其二,身份是农村居民,即:这些人的户口是农村居民户口。现在看来,第一层意思已经基本消失。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只有1.98亩左右,耕作这点土地依靠没有进城的农业劳动力已是绰绰有余,已不需要这些“农民工”农忙时节回乡劳作;况且,种地的赢利空间已十分有限,90年代末期的几年,粮食的价格不断走低,幅度在40%左右,再加上“回乡”往返费用,实在是得不偿失。看来,“农民工”现在的主要含义就剩下第二层了,即:农村居民户口。而这一点却恰恰是一件十分不公的事情,反映了社会基于城乡原有身份对这些社会成员的一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对待。 以1958年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形成了严格的城乡身份区分政策,国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分为两个相互隔绝的生活板块。这种做法阻止了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将中国社会的全部成员分别归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这样两大身份系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保障和福利政策要远远优于农村居民。该《条例》一直沿用至今,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这是一种明显的歧视现象。而“农民工”或“民工”的称谓就带有与此相联的歧视色彩。 本来,就工作性质而言,凡是在非农产业领域从业的劳动力就已经不可能是农民了,“农民工”的称谓很不准确,是一个语义混乱的称谓。但是,在中国社会特有的环境中,既然带有“农村户口”的背景,那么,“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就必然会遇到歧视性的对待。就有所区别的对待而言,“农民工”是一个现成的、直接的、重要的借口。在城市,“农民工”不但要遇到制度、政策层面的歧视,也会遇到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歧视。比如,许多行业禁止或限制“农民工”的进入,“农民工”所干的大都是最累、最苦、最脏的工作,而且收入十分低下,往往是同工不同酬;城市里大部分用人单位都不为“农民工”上各种社会保险;“农民工”的居住、生活与工作条件差不多是城市当中最差的,其子女的教育等问题也很难解决。“农民工”在城里是否待得住、能否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份能否改变。于是,只要是被称作“农民工”,那便意味着是城市中的“二等公民”、“二等居民”,是单位或行业中的“二等工人”。这是一种严重的歧视现象,严重地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显然,“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既不符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也不符合国际上的通行规则,因而必定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它人为地强化了不平等的意识,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加重了就业歧视,影响了一视同仁、普惠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了正常的城市化进程;甚至对已有的较大的贫富差距也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更大数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其负面效应亦将不断加大。 客观的看,在中国社会,彻底消除现有的城乡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尚需一段比较长的时期。虽然如此,但是,在从业者称谓方面的逐渐并轨则是应当做到也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逐渐淡化“农民工”或“民工”的称谓,逐渐将之分别一视同仁地改称为不同行业、部门、单位中的“员工”、“工人”或“职工”等等,使之同这些行业、部门、单位的员工享有同等的对待。如是,有助于消除原有的城市当中从业者的歧视现象,并有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而最终有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来源:中国兴农网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律建议

在我国法治化建设步伐日益平稳而加快的进程中,公民权利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关注。公民权利的保障是法治化的核心要求,也是衡量一国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我国是有着悠远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而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趋势愈演愈烈,目前已经有超过一个亿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着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与社会媒体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上学收费高、同工不同酬等现象的关注,引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对这一群体的权利行使与保障问题的思考。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是否能够实现与得到保障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现代法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不可回避、不可轻视的问题,也是建设法治、文明、有序国家与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农民工”群体的由来

betway88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政府对土地与农民都实行计划管理,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来保证国家资金的积累,以支持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国家那时还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迁徙。农业人口只有在参军提干、考上大学等为数不多的机会中才能进入城市人的行列,否则只能在农村务农,不允许进城务工。因而,那个年代并不存在“农民工”这一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

城市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收入也大幅度提高;而农村地区由于技术、资金等方面原因的限制,发展速度远比不上城市地区,城乡之间物质条件的差异日益显现。我国农村由于地少人多,仅仅依靠家中的几亩责任田,农民的生活虽比以前有所改善,却仍然只能维持温饱或勉强达到小康水平。土地数量有限且科学技术运用于农业的滞后,致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部分农民在无法依靠传统农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只有进军城市,成为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于是,便有了“农民工”这一概括了他们身份、职业特点的称谓。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却是以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为代价的。城市居民在这种户籍制度中,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城市居民当然地成为该城市的主人,而农村人口也当然应该待在他们的家乡;若是农民们进城务工,就是帮助农民解决生计问题,是对农民的恩惠与施舍,俨然一种救世主的心态。当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体现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上时,农村与城市的落差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城市人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建设需要时,农民进城务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乃市场

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但在为数不少的城市人眼中,这却是为农民工提供了改变自身“面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的机会,是对他们天大的恩赐。也许就是由于此种错误观念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无良老板拖欠;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入学需要交纳高于城市居民子女的择校费、赞助费、借读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利难以得到落实;农民工在城市里务工却与城市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对农民工报考国家公务员予以限制等等。这些现象在社会上看似普遍,实则与宪法的规定相违背。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有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利并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公民有获得国家义务教育的受教育权等。显然,这些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依法应当受到保护,而上述农民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问题正是对宪法的漠视与践踏。

农民工群体是经济与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底层群体。目前,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相当规模、具备职业和身份特征的社会群体。他们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建设者,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文化素质,也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在一些城市居民眼中似乎“二等公民”,他们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却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城市,未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与各种社会保障、福利。事实上,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应该看成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集中在城镇,从事建筑、餐饮等服务业,以非农业劳动的方式获得报酬,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在当前加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建设过程中,法治文明更不可忽视,我们当然有必要对于这一群体公民权利及利益保障问题予以关注、研究。

二、“农民工”的权利保护现状

现阶段我国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

近年来,随着中央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也为了响应依法治国方针,我国立法机关及各级行政部门陆续制定与修改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性规定,逐步加强与完善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护。

1、《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该《条例》是由温家宝总理签发的423号国务院令公布的,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根据这一条例,如果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2、养老保险类

《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合同制职工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 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其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则上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参保办法执行。对于已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和建立个人账户的人员,前后缴费年限合并计算,跨统筹地区转移的,应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手续。符合退休条件时,按国家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

3、工伤保险类

《工伤保险条例》: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未参保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用人单位要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条例》在“附则”中特别强调: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都在参保范围。

《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在退休、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失业、生育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是指用人单位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关于职业病病人保障问题,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在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童工。《办法》对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单位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及有关争议如何处理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被鉴定为伤残5~10级的,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一次性结算伤残待遇及有关费用

4、 医疗保险类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按照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相挂钩的原则,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具体办法由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研究制定。

《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灵活就业人员,是指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意见》要求,各地要统一认识,积极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范围,并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式、激励措施和待遇水平等问题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护的不足之处

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的确表明我国近年来在保障农民工群体权利和利益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往往没有和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因而上述的很多保险类权益无法获得保障。立法总是滞后于问题的出现,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立法与制定政策时未曾考虑到的负面问题。

1、 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那么,农民工的孩子,当然应该和城市居民子女同样地有受教育,上学堂的权利。但几乎各个城市地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对农民工子女入学作了限制性、不合理的规定。比如要交纳择校费、借读费,或者捐资助学,摊派费用等等。本来应该人人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无形中就被各种部门的各种规定剥夺了。尚且不说这笔对于农民工而言不小的费用加重了自身的经济负担,更可能存在的隐患是留给他们处于幼年的孩子从小就会有“二等公民”的阴影,对其将来的成长会造成不良影响,若是滋生仇视城市、社会情绪,给社会安定也可能会带来危害。

2、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这是近年来引起中央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农民工由于大都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权益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给一些无良老板榨取他们血汗钱提供了可乘之机。虽然在这些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为追讨民工工资作了大量工作,这一问题得到大范围解决,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今年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最新统计,仍存在拖欠农民工1000亿工资的惊人数字,这一数据告诉我们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成为事关国家稳定的大事。

3、农民工的劳动权保护问题

我国宪法赋予每位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劳动的权利。然而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市场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在就业方面普遍实行总量控制、先城后乡的政策,设置种种职业、工种限制。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有些城市政府甚至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一些部门和行业清退农民工,为本地下岗失业人员腾位子,即所谓的“腾笼换鸟”。甚至在实施限制农民工就业政策的同时,还收取相当的管理费,进一步巩固就业壁垒。

4、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居民都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类社会保障与福利,如最低生活保障、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享受着不同等的医疗卫生资源。根据1999年1 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在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架下,城市职工能够享受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公共性保障,而农民工则几乎无所依靠。

三、现阶段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护的建议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①作为社会群体组成部分的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本来应该平等地享有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与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却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而未能实现,农民工群体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一群体的权益问题提出法律构想与建议。

1、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倾斜保护政策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基本人权。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速与政治文明的发展,对农民工群体权益的保障不应仅仅局限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上,还应当通过各个部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来真正落实宪法的规定,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得到具体、全面、充分的保障。同时,针对目前面临的普遍现实问题,相关部门可制定倾斜保护政策,及时而又高效地予以解决。比如,对于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很多城市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做出明确规定:今后在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2004年《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颁布,从法律上保障了农民工索取劳动报酬并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这一举措也能够激发与鼓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增强维权意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登记、企业年检等方面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对长期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可以暂缓企业年检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限制其经营权。③

2、加强农民工群体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建立沟通渠道,使他们的利益要求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

在国家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时,适当增加与农民工群体的沟通渠道,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让他们的利益要求一方面得到正常的表达,同时也不会造成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这种让他们“参与游戏制定规则”的方式,能够使规则制定更加合理、完善。

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将其权利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都享受着国家的社会保障资源与各种福利,而农村人口则和城市人口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类型中,仅能享受极其有限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卢梭有一句名言:“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④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系统,使其有法可依。

4、探求切实可行的保护途径与方法

从保护主体而言,主要有宏观层次的国家保障、中观层次的团体保障以及微观层次的自我保护三种途径。⑤国家保障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及行政机关指定的各项相关政策规定,在制度上对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予以维护。在此基础上,可以发挥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作用,建立农民工维权组织,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建议将农民工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保护范畴,吸收农民工入会,使工会成为他们的合法权利维护者,还可以设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来进一步完善对其权益的保护。另外,农民工自身作为微观层次保护的主体,应当注重法律知识的积累,接受普法教育,加强自身的维权意识,利用法律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②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何平在2003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种人:下岗职工;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

③伍华安:《农民工欠薪问题的立法思考》,载《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29日 第十四版。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

⑤覃有土、韩桂君:《略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1期。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陈姗姗 郑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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