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进城务工农民权益事关大局,重庆农业农村

作者: 农业新闻  发布:2019-08-21

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人居住在农村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农民和市民的根本差别尚未消除、农业还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这不仅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影响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民进城务工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方面大谈特谈“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连农民进城务工都不能容忍;不能“盲人摸象”,就事论事,不着要领;也不能“隔靴搔痒”,雷声大,雨点小,干事无益要切切实实从新的高度重视和解决这一问题。归根到底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本。一、农民进城务工有利于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城市发展长期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的思路,等等,这些因素稳定和强化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也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不仅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推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无法形成;而且城市化进程也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目前只有30%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世界5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强烈冲击着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尽管户籍制度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迟缓。但是人民公社早已解体,农产品流通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家庭承包制取代了农村的大、小集体经济,使得农村潜伏的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凸现出来,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大潮如同改革开放的大势一样,汹涌而起,势不可挡。上世纪90年代以来,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遍及全国。专家预测,未来5~10年我国进城务工农民数量将以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民工潮涌动不止,虽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正面作用始终是它的主导方面,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伴随农民进城务工兴起和壮大的民工经济,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人们把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1.3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目前中国在县城以上城市就业的民工大约有7800多万人。进城务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来源,统计资料显示,有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省安徽,2001年农村劳动力输出人数为700多万人,务工总收入近300亿元,务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在宁夏、贵州和甘肃3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30%,其中贵州省已有22个县的劳务收入超过本县当年的财政收入。“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外出务工具有的“劳动力和资金双向流动”的特点,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批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为转移中国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人口的重要途径,对城市化的进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纵观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城市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吸纳农村人口也是城市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各种功能的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劳动力的补充和更新。再者,中国农村八九亿的人口守着现有的二点农地资源是很难富裕的。大多数的农民富裕不起来,城市的发展会困难重重,国家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乃至实现基本现代化,就根本没有希望。所以,只有把当前的城镇化问题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面临的矛盾和困难结合起来,把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乡村的发展统筹考虑;才能使农村和小城市、大城市有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形成城乡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相对均衡统一的就业市场。从经济全球的视野来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外已经普遍认为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央也把我国定位成“最终产品制造业大国”。从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无疑是我国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优势的深厚源泉在于农村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这一源泉使我们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条件下,可以长期维持劳动力的较低价格。这也是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然而,目前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还需要不断提高素质、加快开发、需要走出封闭状态迅速适应市场经济的选择,需要融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提升,应当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提升劳动力素质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业的转换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必然要发生;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一体化,迟早要实现。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消除阻隔,才能共同繁荣。二、数量庞大的进城民工目前还是处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目前状况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客观上也给城市就业造成压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劳动力供求矛盾尤为突出,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由于政府最低工资和社会舆论的限制和约束,用工单位不能过分压低工资,往往通过侵害农民工其它权益、加班加点、“炒鱿鱼”等形式变相压低劳动力价格。民工供给相对过剩和易替代性使他们与雇主的谈判筹码大大降低。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能找到一个饭碗就已经不错,合法权益受到一些侵害,往往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农民工虽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但又是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职业上看,由于体制、政策和自身条件等多方面限制,农民进城后大多集中在城市传统经济部门,集中在劳动强度大和密集型的企业,集中在所谓“3D”(险、脏、难)行业和工种上。从社会关系看,他们很少与当地人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聚居在城郊结合的区域,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外来人口聚集地。农民工与市民工作和生活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离开了农村,但仍与农村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民所谓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城市“边缘人”。农民工的边缘地位不仅增加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困难,而且管理的缺位又伴随着保护的缺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他们工资被拖欠、克扣甚至赖掉的现象时有发生,环境恶劣、超时、超强度劳动随处可见,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普遍缺失。农民工的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不得不忍受普遍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不说,最让他们忧虑的是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从对农民工管理和保护方面来看,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一些城市政府和管理部门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过程中,却存在着政策性和观念性歧视的倾向。一些城市在对农民工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接纳贡献”与“限制参与”的双重管理取向。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比较普遍。如劳动部前些年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用人单位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所作的严格限制。如各地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推行的“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用行业和工种分类的办法对外地劳动力所作的限制。此外,各地普遍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农民工也没有明确身份归属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式组织依托。对民工的歧视意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把民工视为“下等人”的偏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作是“盲流”。一到清理卫生和整顿秩序的节骨眼上.民工聚居区总是重点清理对象。一些地方政府还推行“腾笼换鸟”的用工政策,把民工撵走,腾出位置安排城里人就业。面对民工的收费五花八门,除了收暂住证、城市增容、卫生管理等七、八项费用,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收费、罚款或收容。从农民工自身来看,素质有待提高。尽管农民工大都是年青力壮,但文化程度都很低,以现有流动人口总规模超过3000万人的广东省为例,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月收人仅有800元左右。就拿法律知识来说,可以说是十分缺乏。有人对753名农民工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与其劳动权益十分密切的《劳动法》,只有10.2%的人表示“比较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34.5%的人却“不知道是咋回事”或者“听都没有听说过”。对与自身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了解程度更低。法律知识的缺乏显然是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和难以自我保护的重要原因。另外,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也很低。他们一般很少加人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据调查,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很少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集体企业职工也很少,新产生的产业工人阶层基本上由民工构成,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1000个工人的随机调查中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同样,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已任的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较低,一些以农民工为用工主体企业根本就不建立工会组织。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总之,一个铁的事实是,农民工已经进城,谁也没有理由和能力阻止这种趋势,你不理解、不愿意、出乎意料,这都于事无补。我们要正视和研究的问题是,他们进城后,平等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正当的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农民工自身,也关系到我们改革发展的大局,必须高度重视。三、保护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治本和治标措施1.人权、财产权、政治权利是前提和基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就已经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农民无论作为普遍公民,还是作为财富的创造者,他们都理应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城市和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不仅不利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也会加深农民工与城市和市民之间的“鸿沟”,从而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给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保障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前提条件。这不能仅仅诉诸于道义,需要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权利的基础是财产权利。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农民为国家奠定工业化基础,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为改革开放承担了大量的成本。但是,农民却被排斥了对国有财产的实际占有和支配权利,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这种在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我建议,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应当把农民也纳入考虑范围。进城务工农民接受一点社会保障,得到一点股权和利润补偿,享受一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步较晚,农村与城市相比民主化的程度更低。农民基本上是民主政治的被动接受者。由于信息传递不畅和失真,农民的意愿也很难及时反映到上层决策机构中。农民也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工人有工会,学生有学联,企业有工商联,唯独农民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也弱化了。进城务工农民民主政治方面的权益,更是“被遗忘的角落”。这方面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两不管”,我的看法是,进城务工农民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应当纳入城市民主政治建设的体系中,并结合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2.政府、公职部门和公务人员首先要转变观念,负起责任进城务工农民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的权利保护,各级政府和公职部门应当首先转变观念,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应当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对进城务工农民与本地居民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在市场准入,尤其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更为平等的机会;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应当给以与主流社会同样的权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农民工的本地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愿意向城市移民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城市社会固定成员。政府的政策制定应以效率为标准,消除城市中心主义,消除人为藩篱,坚持城乡统筹的就业发展方向。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开展经济活动,无疑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和就业压力,但是,只要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经济得到发展,一块更大的“蛋糕”将让城市居民和外来民工双双受惠。3.现行的户籍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刚性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法律规定的很多权利,从政治权利,到财产权、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与户籍制度挂上了钩。户籍管理制度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是,挡在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这条界线、这个鸿沟、这堵高墙,依然威力巨大。户籍制度不仅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和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最大的一块“残留物”,需要彻底改革了,应按照小、中、大城市的顺序逐步放开户口限制,抓住城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契机,迅速建立起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给所有公民以迁徙流动的自由。这样才能消除城市人和进城农民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别。4.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现行的有些劳动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劳动法》有些内容属于原则性的规定,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需要尽快制定诸如有关民工工资支付的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制定针对不同行业的规范全面的用工合同,等等,作为处理劳务纠纷,保护民工利益的依据。同时,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秩序治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克扣、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等行为,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从工资兑现、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方面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杜绝管理者对农民工滥施权利,杜绝对农民工无辜罚款、随意遣返等事件和情况的发生。要规范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和收费制度,切实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环境。也要加强对农村务工经济人和包工头的管理,使整个农村用工市场走上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还要探索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政策倾斜性的法律援助等,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5.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服务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排忧解难,要建立住宿、工作、入学等配套服务机构,帮助农民工拓展经营领域、介绍职业、尽力解决他们在居住、生活、子女入托、上学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为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使他们对城市产生归属感。针对目前职业介绍机构少,信息不畅,不能满足农民务工需求的现状,要加强职介机构建设,搞好信息中介组织建设,加强信息服务,引导民工潮有序流动。一是要开辟新的职介渠道。二是要加强对外联络。三是要建立劳动力资源库,以便针对不同层次的用工需求,有目的地选择输出。四是要利用电子网络优势,把职介机构向农村延伸,方便农民务工信息需求。五是要积极发展跨国劳务输出。同时,要在信息可靠,保障措施得力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女工输出,满足家政服务、鞋帽服装加工等一些特殊行业对女工的用工需求。6.加强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组织化程度一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劳务输出前的培训和教育,从业务能力、敬业精神、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搞好培训和教育。二要利用现有的农村和城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网络,开展好经常性的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三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正视并引导农民工非正式组织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成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应当在用人单位加大,特别是私营、“三资”企业里建立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吸纳为组织成员,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摘自:2003.9.25(23-26)《特区经济》(深圳)

进城务工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是今年“两会”讨论的一个热点,但在一些地方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一方面迫切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却忽视农民实实在在的权益,这和“叶公好龙”没有什么两样。一、农民进城务工有哪些积极作用农民进城务工至少有如下八方面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一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因素稳定和强化这种“城乡分治”的结构,也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是撕开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缺口”,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二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进城务工有利于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是推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也为繁荣市场、搞活经济、扩大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整体上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三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我国城市化水平目前只有30%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世界5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吸纳农村人口是城市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各种功能的完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劳动力的补充和更新。农民进城务工显然是非常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四是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制取代了农村的大、小集体经济,使得农村潜伏的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凸现出来,目前已有1.3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在县城以上城市务工的农民大约有7800多万人。五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农民进城务工兴起的民工经济是“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进城务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途径。统计资料显示,有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省安徽,2001年700多万民工的务工总收入近300亿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在宁夏、贵州和甘肃三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30%。“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双向流动”的特点,既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批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六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环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不在城市,而主要在农村。农村八九亿人口守着现有的一点土地资源是很难富裕的。大多数的农民富裕不起来,城市的发展会困难重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没有希望。农民要富裕,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务工经商或其他途径走出农村、脱离土地。只有把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统筹兼顾、把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共同富裕全盘考虑、把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机结合,才能创造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形成相对平衡的发展格局,建立相对统一的市场体系。七是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潜在因素。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制造业大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是我国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优势的深厚源泉在于农村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应当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加快开发、提高农村过剩劳动力素质、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八是实现现代化长远目标的有利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业的转换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必然要发生;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一体化,迟早要实现。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消除阻隔,才能共同繁荣。二、进城务工农民缺失了哪些权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却是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职业上看,由于体制、政策和自身条件等多方面限制,农民进城后大多集中在城市传统经济部门,集中在劳动强度大和密集型的企业,集中在险、脏、累的行业和工种上。从社会关系看,他们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往往聚居在城郊结合的区域,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外来人口聚集地。农民工与市民工作和生活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离开了农村,但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了所谓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城市“边缘人”。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客观上也给城市就业造成压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由于政府最低工资和社会舆论的限制和约束,用工单位不能过分压低工资,往往通过侵害农民工其它权益、加班加点、“炒鱿鱼”等形式变相压低劳动力价格。民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甚至赖掉的现象时有发生,环境恶劣、超时超强度劳动随处可见,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普遍缺失。从对农民工管理和保护方面来看,虽然我国已有不少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是,一些城市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政策性和观念性歧视,在对农民工的管理中存在所谓的“接纳贡献”与“限制参与”的双重管理取向。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比较普遍。一些地方政府还推行“腾笼换鸟”的用工政策,把民工撵走,腾出位置安排城里人就业。此外,对民工的歧视意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把民工视为“下等人”的偏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作是“盲流”。一到清理卫生和整顿秩序的节骨眼上,民工聚居区总是重点清理对象。面对民工的收费五花八门,除了收暂住证、城市增容、卫生管理等七、八项费用,其他名目的收费和罚款花样翻新,随时随处出现。有的地方遣返民工,动用大量警力,不分青红皂白,塞上火车拉出本辖区了事,更不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做人的基本尊严。从农民工自身来看,素质还有待提高。尽管农民工大都是年青力壮,但文化程度都很低,以现有流动人口总规模超过3000万人的广东省为例,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月收入仅有800元左右。另外,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也很低。他们一般很少加入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据调查,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同样,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纳程度也较低,一些以农民工为用工主体的企业根本就不建立工会组织。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不能通过组织和集体的力量抵御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三、保护民工权益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一是要维护民工的人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利。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这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前提条件。权利的基础是财产权利。农民为国家奠定工业化基础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为改革开放承担了大量的成本,但是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却很有限。因此,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应当把农民也纳入考虑范围。农民工接受一点社会保障,得到一点股权和利润补偿,享受一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是理所当然的。进城务工农民民主政治方面的权益,更是“被遗忘的角落”。这方面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城乡“两不管”,现在看来,进城务工农民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应当纳入城市民主政治建设的体系中,并结合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政治权利。二是各级政府和公职部门应当率先垂范。政府部门应当首先转变观念,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行政执法与社会管理中,应当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进城民工与本地居民要一视同仁,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护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平等。在市场准入、尤其是劳务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更为平等的机会;在使用公共物品方面,应当给以与主流社会同样的权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农民工的本地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愿意向城市移民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社会固定成员。三是要尽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钢性户籍管理制度,不仅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和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最大的一块“残留物”,需要彻底改革了,应按照小、中、大城市的顺序逐步放开户口限制,抓住城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契机,迅速建立起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给所有公民以迁徙流动的自由。这样才能消除城市人口和进城农民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别。四是要健全法律体系、加大劳动力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现行的有些劳动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劳动法》有些内容属于原则性的规定,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需要尽快制定诸如有关民工工资支付的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制定针对不同行业的规范全面的用工合同,等等,作为处理劳务纠纷,保护民工利益的依据。同时,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秩序治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克扣、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等行为,严厉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使整个农村用工市场走上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五是要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服务。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排忧解难,要建立住宿、工作、入学等配套服务机构,帮助农民工拓展经营领域,介绍职业,尽力解决他们在居住、生活、子女入托、上学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同时要加强职介机构建设,搞好信息中介组织建设,加强信息服务,引导民工潮有序流动。最后是要提升农民工素质,提高组织化程度。一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劳务输出前的培训和教育,从业务能力、敬业精神、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搞好培训和教育。二要利用现有农村和城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网络,开展好经常性的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三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发挥农民工非正式组织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应当加大在用人单位里建立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吸纳为组织成员。摘自:2003.917-19《中国乡镇企业》(京)站内检索关键词频道全部频道部令公告信息发布政策法规供求热线分析预测国内动态劳力转移行政通知信息联播科技推广价格行情经济评述国际动态外经外贸相关链接■代表、委员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代表、委员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代表、委员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

原因之一: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城乡巨大差异,是产生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根本原因。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城乡之间在思想观念、工作性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总体素质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形成了工与农、城与乡反差强烈的群体界限。另外,滞后的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产生农民工受到歧视的体制原因。自2001年以来,全国11个省(区)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但还处于初始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户籍壁垒却没有被完全打破。由于简单地认为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对本地劳动力就业构成了竞争和替代的影响,不少大中城市相继出台了一些保护本地劳动力,排斥外来劳动力进入的歧视性管理制度,强化以户口身份办证收费的长期制度,由农民身份到城镇居民身份还存在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的合法权益时时受到城市不公正的对待。原因之二:农民工的知识层次决定了很少有人能够自觉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问题。欠薪本来是一种极为寻常的劳动纠纷,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但他们欠缺知识,商品经济意识差,宁肯逆来顺受,也不当出头椽子。另一方面,我国司法途径往往要经过比较繁琐的程序和担当一定的费用,对农民工来说是一道不小的难以逾越的心理和经济障碍。原因之三:缺乏相应的组织领导。一些用工的企业、老板一味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根本不注重职工的政治学习与法律知识的灌输。农民工中党、团员教育管理问题;党、团、工会、妇联组织正常活动问题;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等等,往往得不到正常的组织领导和学习引导。加之,农民工来自全国不同省份、不同民族,生活习惯和语言不同,没有建立一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组织,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建议之一:提高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认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以城市工业部门招工为主的转移;二是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就地转移;三是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到城市的市场转移。第一种情况的计划转移已基本废止;第二种情况的转移困难重重;第三种情况的转移即向发达地区和资源丰富的地区的转移不可避免,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寻找就业的最主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必然选择。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把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各项工作。农村向城市迈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升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每一个劳动者尽管身份有别,但在就业权益上应该是平等的。有关部门必须认真审视这一不可忽视的事实,从管理制度和体制上确保农民工利益得到社会保障。建议之二: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环境,提高用人单位的立德、守信意识。当今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一个突出的普遍不能忽视的问题:市场经济秩序环境不佳,信用短缺,个人信用还未完全建立。为此,首先,在私营企业主、事业单位和部分政府部门中,应广泛开展“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守信获利、失信失利”为主要内容的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教育。企业要恪守商业信誉,重契约、守合同,及时兑现对员工的承诺,要尊重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其次,各级政府监督职能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当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代言人。对一些用工单位蓄意侵害农民工合法权利的人和事,监督部门要有决心,严肃处理,加大违约失信的风险成本,以维护本行业的纯洁性。第三,农民工要有自信。市场经济是以劳动和智力为代价换取回报的经济,按劳动取酬天经地义,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建议之三:尽快建立民工就业服务救助中心,全力维护农民工就业的合法权利。目前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较大的省份,大都以县为单位在接纳农民工的经济发达地区设立了劳务办事机构,其职能主要以组织介绍发布就业广告或信息,收取中介服务费为主,但对为本地县乡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提供风险救助、法律授助等方面的服务职能还没有到位。今后,这些组织在做好原有工作外,重点要为外出打工遇到麻烦的民工提供风险救助、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一是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就业服务救助中心要督促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配合劳动保障部门加大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受理劳动合同纠纷,为民工提供有关法律援助。二是要关心农民工的生产生命安全。对于农民工在当地务工因生产安全条件恶劣,出现各种工伤事故造成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要为打工者伸张正义,严格追究事故责任人法律责任,并保证在事故中受到损害的农民工依法享有各项工伤保险待遇。三是要关心农民工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倾诉,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协调用人单位、联系当地卫生部门做好农民工的计划免疫和健康教育工作,建立农民工集中居住地的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检查制度,严防发生群体疫病传染和食物中毒事件。四是要认真贯彻落实《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依法保护女工的合法权益。另外,对污辱农民工人格、坑蒙拐骗、侵害农民工权利的违法行为,鼓励农民工勇于向当地劳动监察、司法机关申诉。建议之四:大力创办民工子弟学校,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流入地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接受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人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对那些由社会力量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办学条件尚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校,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给予扶持,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统一管理。建议之五:打破城乡户籍管理的壁垒,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要逐步改革城乡二元化户籍管理的模式,取消依附在户籍上的差别待遇,取消农民进城控制和“农转非”计划指标,降低落户费用标准,只要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都可以进城落户,使进城农民在医疗、子女入托、上学、参军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得对农民设置歧视性的管理制度。(作者单位:昭平县财政局)摘自:2003(8)(24,28)《广西经济》(现宁)

  要关注户口本上的身份转换,更应关注户口本背后的真实,切实保障农民“三权”

  新型城镇化决不是一纸户口的事,从政策着力点看,首要任务是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农民进城落户不是一个简单的户籍问题,农民进城不应仅仅关注他们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关注他们进城落户后,是否能够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进程中,农民自身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城市政府应履行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当地城镇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

betway88,  目前,多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户籍管理上对落户设定了一定的条件是必要的。进入城市的人口增加,意味着城市公共资源的投入增加,这有一个城市承载能力的问题,为此,《意见》对转移进城农民落户城镇提出了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总体部署。农民在城镇落户定居,是一个渐进和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因地制宜地加以引导。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是 “消灭”农民,更不是遗忘农民。公共服务的阳光要照到留在农村的农民群体,农村教育文化及社会保障都要继续加强完善。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实际,结合人口规模、综合承载能力等不同情况,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物权法》等多部法律赋予农户的用益物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利,必须依法保障好、维护好农民的“三权”。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保证。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长期处在城镇的边缘,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在城镇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农民工对城镇社会普遍怀有疏离感。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远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进城务工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会逐渐淡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实现对农民工由排斥到容纳,由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的转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实现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进城”,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城乡分割二元体制下,农民工仍然被视为城镇的“过客”,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没有真正获得市民身份。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使农民变市民,改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脱节的局面。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在7.3亿城镇人口中有2.69亿是农民工。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还将继续流向城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改变将进城农民工拒于城镇社会之外的制度环境,走一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户改”功夫在“户改”之外,这个功夫下好了,农业转移人口就愿意落户,“户改”这件好事才能真正办好办实。所以,不应该只关注每年转了多少户口,更应该关注农民工进城后,合法的财产如何保障,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服务如何完善。让进城的农民真正感受到城里月亮和家乡的一样圆。

  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将为数亿农民工在城市创造更高水平新生活

  城乡户口界限取消,不意味着农民消失,农民将来更多是职业称谓

  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更多是个职业身份,应该是指经营农地和从事农业的人。未来的户籍登记没有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分,但并不是没有农民与非农民之分。城乡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取消了,并不意味着农民消失了,农民的职业始终有其历史和现实含义。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国都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即使我国城镇化率2030年达到66%左右,还有近5亿人口居住在农村。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作土地面积不到10亩,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将长期存在,农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效率低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减少农民,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

  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他们把人生的黄金(1201.50, 10.60, 0.89%)时间都用在了城里,人口红利留在了发达地区和城镇。从长远看,这会进一步导致城乡、区域差距的扩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城乡资源配置,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效率,为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条件,可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点是1958年,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户口登记条例,以条文形式限制农民进入城镇,从镇到城市也有限制,标志着城乡分割制度的建立。这主要是满足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管理体制的需要,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第二个时点是1984年。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关于允许务工经商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政策。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户籍制度首次发生重要变化,制度变迁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三个时点是2014年。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颁布,标志着建立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迈出实质性步伐。新型户籍制度的建立,将为农民落户城镇提供更加公平的制度环境。

  现阶段不得以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当前,进城农民落户的实际行动滞后于农民意愿,重要原因是担心“三权”得不到充分保护,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意放弃“三权”来换取城镇户口。据调查,80%以上愿意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希望保留承包地,2/3的农民工希望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所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在法律和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充分尊重进城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农民进城落户后,由农民自己来决定是否有偿退出“三权”。要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这项改革的试点工作,就是要让农民进退有路、选择自由。

  加快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均等化,有关进城农民“三权”的制度安排和相关法律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农民愿不愿进城,关键在于是否让进城落户的农民享有和当地居民同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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